摘 要：鲁迅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开山之祖，是所有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无法绕过的一座高峰，中国的鲁迅研究从1913年始至今也已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涉及众多的方向和纬度。针对鲁迅留日时期科幻小说的翻译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了其早期的“科学救国论”或是翻译思想上，而很少对鲁迅的科幻文学观进行专门探讨。本文试图以鲁迅对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翻译为例，分析鲁迅的科幻文学观及其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中的位置，并结合当下的科幻文学发展状况，探讨鲁迅的科幻文学观的经典意义和在当下的价值。
关键词：鲁迅 科幻文学观 儒勒·凡尔纳 经典意义
鲁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一生所进行的文学活动和所拥有的文学身份是极其复杂的。作为一个作家而言，他以天才般的才能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作为一位翻译家而言，其译作数量也是惊人的，从青年时期开始直到逝世为止，他翻译的作品共有两百多部，作家作品涉及十多个国家，共计三百余万字。鲁迅的翻译生涯最早可以追溯到其在日本留学期间，而留日时期的翻译活动又可以以1906年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鲁迅翻译活动的重心从其翻译实践来看明显侧重于西方科幻小说，尤其是被誉为“科幻文学之父”的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以往关于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了鲁迅早期“科学救国论”或是翻译思想的研究上，而很少有对鲁迅的科幻文学观进行专门的探讨。本文试图以鲁迅对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的翻译为例，分析鲁迅的科幻文学观及其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的位置，并结合当下的科幻文学的发展状况，探讨鲁迅的科幻文学观在当今的价值和启示。
一、“上天且入地”——鲁迅留日时期的科幻小说翻译
1902年，鲁迅自南京乘船经上海东渡日本留学，他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了两年。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而当时在日本文坛，始于明治十年（1877）的凡尔纳热潮使得儒勒·凡尔纳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直至鲁迅到日本时，这股潮流的余热也还未消退。同时，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主张通过小说这种便于普通大众阅读的文学体裁来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以达到“新民”的目的。1902年，梁启超在其主办的杂志《新小说》创刊号上专门刊载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旅行》并进行了连载，之后他又以森田思轩的《十五少年》为底本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鲁迅于同年赴日本留学，不久就订阅了《新小说》，且受其影响颇深。周作人曾回忆鲁迅初到日本时说，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外国小说家是嚣俄（维克多·雨果），“其次有影响的作家是焦尔士威奴（儒勒·凡尔纳），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1}此外，鲁迅本身对自然科学及科学小说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1934年写给杨霁云的信中提道“我因为想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2}，同时他在南京求学时受到较为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也为他之后的科幻小说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1903年，鲁迅亲自动手翻译了凡尔纳所写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之后1904至1905年，他又翻译了《物理新诠》（仅译二章）、《世界史》、科幻小说《北极探险记》和《造人术》。1906年，他决定弃医从文，此后他关注的重心转向了被压迫民族呼吁自由解放的作家作品。
从鲁迅留日前期的翻译实践来看，其翻译的重心明显是在西方的科幻小说上，尤其是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翻译《月界旅行》鲁迅所依据的是井上勤的日译本《九十七时二十分间月世界旅行》，而井上勤也是依据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凡尔纳的原作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从地球到月球》和《环绕月球》。井上勤只翻译了前篇，因此鲁迅的译本《月界旅行》的内容也只包括前篇。《从地球到月球》讲述了美国一个枪炮会社的社员在社长巴比堪的带领下，共同制造能够飞向月球的炮弹弹丸的故事。凡尔纳的原书共有28章，井上勤的译本与之相对应，也分为28回，而鲁迅的翻译则将其压缩至14回，采用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以文言和俗语相参的语体进行翻译，并对内容进行了一些增添、删减和改写。鲁迅在翻译时注明此书是美国查理士·培伦所著，这是由于井上勤译本的错译导致的，可见鲁迅并不知道这本书是凡尔纳所写。
而《地底旅行》鲁迅依据的底本是三木爱华和高须墨浦合译的《拍案惊奇·地底旅行》，这个日译本同样是英译本的再次转译。《地底旅行》主要讲述了德国博物家列曼和其侄子亚篱士以及向导梗斯三人一起由衣兰岬岛的火山口进入地底进行探险的故事。凡尔纳的原文共45章，日译本将其压缩为17章，而鲁迅翻译时再次将其减至12回。与《月界旅行》相同，《地底旅行》同样采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和文白杂糅的语言，在内容上既有增添、删减，也有改写，但有学者认为《地底旅行》“与《月界旅行》相比较，译文内容极端粗杂”{3}。同样，由于日译本错误的缘故，鲁迅再次弄错了原作者的名字，误将其记为是英国威男，所以对于当时的鲁迅而言，这两本书的作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并且与凡尔纳无关，但这对鲁迅自身科幻文学观的形成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经以科学，纬以人情”——鲁迅的科幻文学观
鲁迅留日前期在翻译科幻小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科幻文学观，这种科幻文学观不仅反映在其小说的翻译实践中，也体现在他所写的论述科幻小说的理论性文章——《〈月界旅行〉辨言》里。这是鲁迅专门为《月界旅行》所做的辨言，他在其中详细阐述了对于科幻小说的看法以及自身的科幻文学观念。
《辨言》一开始，鲁迅先以人类的交通发展史为例，论证了科学所拥有的巨大力量，然而到此鲁迅笔锋一转，提到虽然人类文明日益进步，却“复有吸力空气，束缚群生，使难越雷池一步，以与诸星球人类相交际”{4}，说明宇宙间的星际交通仍是一大难题。但鲁迅并没有丧失信心，他相信未来有一天“殖民星球，旅行月界”{5}也将会成为一件极平常的事，人类最终能够实现星际间的通行并与外星球人进行交往。这种科幻观无疑带着一股浓厚的进化论色彩，这种观念也反映在其翻译的《月界旅行》里。小说中主人公亚电在谈及驾驶弹丸奔月的可能性时曾这样描述：“然以余观之，则驾弹丸，作月界旅行的事业，征之理论实际，皆易成功。不见人事进化的法则么？其初为步行，继而以人力挽轻车，继而易之以马，遂有迅速的汽车，横行于世界；据此推之，当必有以弹为车之一日”{6}，这与《辨言》开头正好形成了呼应。此外，鲁迅认为处于进化之中的人类有着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只要其拥有刚强不挠的精神和勇气，任何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这种豪情壮志无疑是令人振奋的，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鲁迅当时虽然信奉“进化论”的思想，但他灵魂深处并非全是乐观主义，而是时时对一切保持着警惕和反思，时刻充满着忧患意识。因此即使是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同时，鲁迅也已经开始担心“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7}，可见鲁迅对于是否存在“福地”或“乐园”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之地从一开始就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接下来，鲁迅从《月界旅行》出发对科幻小说的创作方式进行了探讨。从内容而言，他认为科幻小说的创作不应局限于现有的科学水平，而应“据理以推”{8}，大胆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创作，尽情发挥科幻文学的“幻想性”。而在写作方式上，鲁迅首先指出科幻小说需要有“比事属词，必洽学理”{9}的科学性，同时他也没有忽略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提到科幻小说也要注重人物形象、思想感情的刻画。对于科幻小说中“科学”与“文学”这两种因素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是鲁迅科幻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文学的确是传播科学知识的有效方式和载体，科幻文学也因此具有并承担着“科普”的属性和职能，但科幻文学中包含的“科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在鲁迅看来，它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它还是一种伦理，一种精神，包含着人对于自身能力、精神、尊严与价值的自觉认识和思考。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就认为留日时期的鲁迅“并没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单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知识问题，而是作为思想和伦理问题来接受的”{10}，“鲁迅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月界旅行）来证明人的精神力量和认识能力的伟大”{11}。可见鲁迅虽然谈的是科幻文学，但却始终不忘对于人类和社会的思索与关怀。
另一方面，对于科幻小说的“文学性”，鲁迅给予了同样的重视。科幻小说中“科学”和“幻想”两种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根本上说，科幻小说是隶属于某种题材的文学作品，“文学性”才是科幻小说的根本属性。它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就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有着基本的美学标准，对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的语言等方面都有着自身独特的要求。鲁迅并没有忽视这点，因此才会在《辨言》中谈到科幻小说要“经以科学，纬以人情”{12}，认为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错综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13}，并对小说中的人物安排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评论。
以上对于科幻小说内容和写作方式的理解和认识，足可见鲁迅作为一位小说家和思想家所具有的广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功底、深刻的洞察力以及远见卓识。总的说来，鲁迅的科幻文学观是与其进化论思想观念下的科学性、幻想性与文学性相统一的，其科幻文学观对于整个20世纪乃至当下的科幻文学创作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从鲁迅、叶永烈到刘慈欣——鲁迅科幻文学观的经典意义
要谈鲁迅科幻文学观的经典意义，就必须把它放入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观察。
追溯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从严格意义上说科幻文学这一文学类型是从晚清才开始出现的，它是西方的舶来品。晚清时期，在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大量西方小说被翻译进入中国，此时科幻小说作为传播科学知识、启蒙民众的重要工具才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并逐渐形成一股潮流。鲁迅当时也受到了这股热潮的影响，因而对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进行了翻译并写下了《〈月界旅行〉辨言》这样一篇关于科幻小说创作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可以看作中国科幻文学观的源头所在，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所阐明的对于科幻文学的三种特质——科学性、幻想性和文学性内涵的独特见解以及他对这三种特质的重视和强调在当时有着旁人所不具备的前瞻性目光和超前的远见，但鲁迅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他在文学界的影响远远没有达到五四以后的程度，因此他对于科幻小说的理论探索并没有被重视，也没有能够成为之后科幻小说创作的理论指导和参照。
之后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一直十分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科幻文学才迎来了创作的繁荣期。纵观新中国成立直到现在的科幻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幻文学共经历过两次创作高潮，而这两次高潮都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力量的推动有着密切关系。1956到1957年，在政府“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推动下，科幻文学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但此时“‘科学’这两个字已成为被意识形态、政治化话语所压制的一种论述，一种知识攫取的方式”{14}，相应地在科幻文学领域，“科普论”自然就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创作观念。“科普性”与科幻文学的“科学性”相关联，的确是科幻文学所具有的功能之一，但若把科幻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仅归于“科普”，这无疑丢失了鲁迅所说的科幻文学的其他两种重要特质，丧失了其本应存有的多样的价值内涵，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
而科幻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78年前后。当时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下，科幻文学再次迎来创作的繁荣期，而这其中又以作家叶永烈为代表。1978年，他创作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可谓风靡了整个中国，但就是这样一本有着较大影响的科幻作品，却还是与鲁迅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幻文学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小灵通漫游未来》主要讲述了记者小灵通在未来城市漫游的经历，其中介绍了二十多种新奇的科学技术，以此来展望未来科技的发展，同时也旨在培养儿童对于科学的兴趣。但客观来看，这部作品并没有摆脱上一个创作高潮时期盛行的少儿科普的影响，带有深深的“科普论”印记。因此上述的这种科幻故事也并非鲁迅所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幻文学。
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政府认为科幻小说中存在着“伪科学”的因素，因此在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下，科幻文学再次沉寂下去，并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低谷。直到90年代后，新生代科幻作家的崛起才给中国科幻文学带来了新的希望，而这其中最闪耀的还当属2015年凭借《三体》获得雨果奖的刘慈欣。
刘慈欣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大众的肯定，除了雨果奖的权威性、大众市场的运作等外部因素以及小说本身展现的宏大壮阔的场面、复杂的人物形象、巧妙的情节结构等内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应在于小说中透露出的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类自身、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等问题的深切思考，而这早在鲁迅的科幻文学观中就已经有所显现。首先，面对自然、面对未知，人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都是鲁迅的科幻文学观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刘慈欣思考的问题，以王德威的话来说，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考量”{15}。刘慈欣小说中对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探求以及关于“人和无限之间的抗争”{16}，都与鲁迅科幻文学观的内核具有相通性。其次，鲁迅的科幻文学观中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虽然他对未来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抱有信心，但这其中也可能潜藏着致命的危机，这种危机意识在刘慈欣的《三体》中更是充分体现出来，并且上升为一种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幻灭感。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刘慈欣所思考的问题并没有走出鲁迅的范畴，鲁迅科幻文学观中包含的对于人类自我的关怀、社会的关怀、未来的关怀，永远都不会过时，它们是科幻文学乃至整个文学世界的永恒主题。同时，这种对于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使至今仍处于文学界边缘位置的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有了对话交流的可能，为科幻文学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综上所述，鲁迅的科幻文学观在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史上不仅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同时其对于科幻文学作品中科学性、幻想性和文学性的并重，是对20世纪以来长期占据中国科幻文学创作观主导地位的“科普论”的一种纠正。同时，鲁迅科幻文学观中包含的对人类社会及文明问题的思考和关怀给当下的科幻文学创作以重要的启示，也为科幻文学提供了一种与主流文学沟通和对话的可能，从这诸多方面足可见鲁迅科幻文学观所具有的经典意义和深刻的启示性。
①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② 鲁迅：《书信（1934—1935）》，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③ 山田敬三：《鲁迅与儒勒·凡尔纳之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
④⑤⑦⑧⑨{12}{13}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见《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第164页。
⑥ 鲁迅：《月界旅行》，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⑩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1} 李春：《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历史危机及其救赎——鲁迅早期启蒙思想和翻译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
{14}{15}{16}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4页，第300页，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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