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大变局观后感（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中国大变局观后感4篇
第一篇: 中国大变局观后感
2001-2002中国男装品牌大变局
当被问及中国哪个行业会出现世界级品牌时，国际营销大师米尔顿·科特勒的回答与众不同，他的回答是：娱乐及时装成衣。
透过营销大师的回答，我们似乎看到，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中国时装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再次给中国时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尽管营销大师的回答令中国时装业欢心鼓舞，然而，仔细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时装品牌尚十分弱小。也许统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尽管中国服装出口占我国外贸出口额超过八分之一，却没有哪家自有品牌出口的额度能占到总出口额的0.5%。中国的服装业还在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成本优势做来料加工和贴牌生产。至今为止，中国男装领域的强势品牌如：雅戈尔、罗蒙、杉杉都难以产生大的品牌影响。
品牌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男装业要想真正走出中国的国界，就得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2001－2002年，中国男装企业进行了较大的品牌战略的实施探索，让我们扫一下这些新的变局。
一、实施品牌战略，中国男装不得不走的路
品牌对于男装犹如生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品牌致胜已经成了男装竞争的不二法则。穿一件什么样的男装，不可避免的体现一个男人的品味和风格。决定一个男人购买男装的最大动因，就是男装的品牌文化。
从80年代以来，中国男装一步步发展的历史，就是消费者成长的历史。服装从卖“饱暖、御寒”到卖“装饰”，最后到卖“品味和文化”，处处将体现品牌的优越性。一个品牌男装的好处在于，稳固的消费群和较高的利润空间能够使这一企业抓住巨大的市场机会和享受超值的资本积累。一个企业要想做大做强，这几乎是必由之路。
实施品牌战略，中国男装进行时：一流企业卖品牌，二流企业卖产品。如今，中国的服装产业已跨进了以品牌竞争为核心的新时代，如何创出自己的品牌，成了各服装企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让我们担心的是，中国许多服装企业在品牌运营、建设和品牌管理上尚有许多盲点，有些甚至显得幼稚。因此，中国男装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刻更加需要实施品牌战略。
中国男装，准备好了吗？
二、2001－2002，海派男装星光黯淡
提起中国男装，就不能不说中国的二个地方，上海、浙江。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曾经是中国第一套西装的诞生地。1903年，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诞生，是“红帮裁缝”王睿谟为知名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制作的，徐锡麟于1903年在日本大阪与在日本学习西装工艺的宁波裁缝王睿谟相识，次年，徐锡麟回国，在上海王睿谟开设的王荣泰西服店定制西服，王睿谟花了三天三夜时间，全部用手工一针一线缝制出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工艺虽未必超得过西方国家的制作水平，但已充分显示出“红帮裁缝”的高超工艺，成为中国西装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行者。自1903年的第一套西装诞生日起，海派师父，“红帮裁缝”名满天下，上海也成了中国男装发展最为前沿的阵地。
可以说，无论是西装还是衬衫，上海都有诸多名牌曾经令上海人引以自豪，例如：培罗蒙，拥有70多年历史、培蒙、开开等老牌子。即使是在80年代，海派男装也在国内男装市场独领风骚。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十年间，海派男装由于体制的原因难以抵挡来自江浙一带男装的崛起，开始逐步星光黯淡。
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着名品牌纷纷登陆上海，至使曾经引领中国风骚的老品牌和意欲引领新风骚的品牌均纷纷落马。例如：有着70多年历史的培罗蒙，曾经号称中国最好做工的西装品牌，由于体制等综合的原因，至使品牌形象老化，品牌传播不力。与之类似的“培蒙”，也难以担起西装品牌的大旗。曾经在1999－2000年意图崛起的海螺服侍，也没能真正在中国男装领域掀起风暴。以衬衫工艺着名的开开衬衫，几乎沦为地摊货，无论在价格还是款式都已经没有任何强势的竞争力。
海派男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中国男装行业的变革认识不足。
从品牌上看，老套的文化和面孔，一层不变的品牌观念和品牌战略，使海派男装曾经赖以自豪的品牌优势已经消逝殆尽。更为深层次的去看，从观念上看，海派男装企业固步自封，眼光短浅，一直以来，海派男装总是力图以上海为根据地，影响全国。在上海的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状态下，海派男装还在死守着自己的家门口，对全国的其他城市的营销布局和品牌影响动作不大，势必外遇强敌，被动防御的状态。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非但没有走出去，把优势复制在其他省市，把企业做大。而是正面对抗，仍旧期待与众多国际品牌一争高下，结果以败局结尾。机会失去，家门口没做好，家外面的市场也失去了。其二，体制上的变革缓慢也是其难以成为强势品牌的重要原因之一，海派男装在机制上没有适应市场的变化，仍旧按原有的体制行事，也使资源难以整合。其三、设计理念的落后导致产品力的衰弱。在国际品牌的竞争压力下，海派男装固守原有的设计理念，没有即使追赶潮流，至使产品力下降。
2001－2002，海派男装星光黯淡。
三、浙江男装，雄霸“江湖”
如今，提起中国男装，就不能不提江浙一带的诸多民营企业。这些在80年代还在为海派男装做代加工起家的企业，如今已经牢牢占据了中国男装的主力位置。下面一个统计表格可以让我们看看江浙男装今天的风光。
在过去10年中，浙江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性的知名品牌。雅戈尔、杉杉、罗蒙、报喜鸟、庄吉、步森等已成为中国服装界最为响亮的名牌，还有一大批二级品牌，如洛兹、太平鸟、美特斯邦威、法派、森马等，他们在全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2001－2002，这些品牌在实施品牌战略上更为大胆的动作，引起业界更大的震荡。
在浙江之中，两个地方的中国男装企业最为集中，一是宁波，二是温州。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西装的三大企业都来自宁波，让我们看看宁波男装企业做了什么？
宁波派，品牌革命“雅戈尔”稳中重生：
提起中国男装，就不得不提“雅戈尔”，这个1979年靠十几人个起家的服装企业，20多年时间，已经成为中国男装当之无愧的老大。
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说起雅戈尔，就不能不提李如成。李如成，雅戈尔集团总裁，性格内敛，做事朴实。正是源于李如成的个性特点，雅戈尔从创立到如今，风格一直稳中求生、稳中求胜。与杉杉风格迥然不同的是，雅戈尔在生产和渠道的打造总是在稳中求变。在整体的终端数量上，雅戈尔直营终端的数量无疑是男装领域的老大，在生产上，雅戈尔投资近8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宁波国际服装城，使生产规模和能力达到第一。
尽管世界上大多数的强势服装品牌如法国、意大利的品牌，都不直接生产，主要采用委托加工的形式进行，企业则通过构建技术、品牌优势进行运营。但中国的男装企业是否能够照搬这种模式还是未知数。雅戈尔在这方面的探索可谓小心谨慎。一方面，李如成苦心经营雅戈尔赖以生存的基础：生产技术优势、渠道优势；
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尝试进行改革，为此，李如成尝试过以ｏｅｍ（贴牌）的方式与世界着名服装公司合作，进入欧洲和美国中档市场。但他清醒地知道，雅戈尔要建成跨国公司，真正融入世界，必须先把自己的品牌做强做大，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为实现这个目标，李如成走了两步棋：2000年初，雅戈尔控股了宁波市外经贸委直属企业中基宁波分公司，利用它的外贸渠道和人才优势，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近期，雅戈尔又准备与世界着名贸易公司日本伊藤忠实行工商联合。
在这些探索进行的同时，雅戈尔坚定的实施品牌战略，并在2001年作出了惊人的举措。
标识革命：东情西韵，龙马精神
关注男装的知道，雅戈尔的品牌创新经历三次变革：1991年的圆形图案中加一个“y”作为雅戈尔的ci首次面市，1993年改成一椭圆形中间加一个“y”，这个标识由于推广有力，传播很广，在受众心目中产生一定的认同感。1994年，雅戈尔进行全面的ci导入，设计了一个“i”(表示争创一流)，下面加英语转形youngor(表示永葆青春)。这个标志过于刚性，品牌的意义粗浅而内涵不足，在推广中遭遇失败。因此又恢复了1993年的椭圆形标识。自1993年到2001年，雅戈尔始终采用这一标志。
然而面对男装业的诸多品牌冲击，雅戈尔原有的品牌文化日渐老话。在90年初期和中期，青春的内涵和“装点人生，还看今朝”的品牌定位语使人们把雅戈尔当成时尚，然而，今天的中国男装格局下，雅戈尔的品牌文化就凸现文化内涵的不足。消费者的变化和成熟，消费观念的改变使男装品牌面临更加激烈的挑战，雅戈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品牌定位和显现的。
厚德载物，龙马精神
对于男装的品牌文化之路，中国的企业界和策划界基本有两种看法。一种想法认为：所谓西服，源自西方，非我中华之物，舶来品也。因此，中国的西服品牌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必须向西方靠拢，在品牌文化的内涵上，应该以西方文化为尊。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西服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但必须和中国文化结合，否则就失去了文化的土壤。中西融合，中西合璧的品牌才能生存。从这两种有关西装品牌定位的问题，雅戈尔的品牌定位似乎更倾向于后者。
在雅戈尔新标识的设计中，突破了以往设计中着眼于“youngor”首字“y”的思维定势，寻觅全新的设计空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即用中国古代传说中执掌天下衣饰的东海蛟龙“狻猊”为创作元素，组合了中华民族图腾崇拜的龙和象征勤勉的马，既写实又写意，设计而成新的龙马标识图。以“以厚德载物为念，以龙马精神为事”的品牌理念，倡导企业一贯的“实在、勤奋、诚实”的企业精神。东情西韵，这是雅戈尔品牌重生的精神主旨。雅戈尔认为，一个好的男装品牌，既要有本土特征，又要适合世界潮流。因而作为服饰品牌的标识设计，新的雅戈尔标识设计一方面根植于东方文化，另一方面融入西方神韵，努力创造东西文化相融合的意蕴。“狻猊”状标识的设计灵感，很显然源自东方，然而其造型则采用西方曲线，中西合壁，融东方传统元素与西方造型思维于一体，在“东情”开发中强调“西韵”的渗透与融入。
伴随着这样的品牌定位，雅戈尔在形象代言人的选择上也煞费苦心，在经过仔细的斟酌后，代言人选择了费祥。费祥于88年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遍中国，作为一个混血儿，可谓有一个东西合壁的本体。从文化上，其人接受了东西方的教育，更为融合东西方的典范。不仅如此，费祥不仅具有成熟男人的气质，也具有流行的感觉，正是这一点，配合雅戈尔的品牌理念则非常合拍。这样一个魅力十足的男人，无论中年男子还是青年男士，都非常喜爱。
雅戈尔在新的品牌定位后，立刻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拓展，在渠道上和整体的宣传上，加大了力度。从2001－2002雅戈尔的市场表现看，品牌的重新定位和推广并未引起任何震荡。可以说，雅戈尔的品牌重生至少是稳定的。新的品牌定位生命力如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杉杉“风行”，矫枉过正？
提起杉杉，就不能不说杉杉的掌门人郑永刚，这位性情梗直的汉子和雅戈尔的李如成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因此也决定了杉杉的品牌战略和雅戈尔有很大不同。郑永刚在西装品牌的观点上，是个绝对的“崇洋派”，他声称自己不穿“杉杉”的西服，因为中国20年内不会有国际性的男装品牌。他认为建造自己的生产基地无益于品牌，好的品牌就应该让别人“oem”。因此，杉杉不断强调靠技术和品牌致胜，杉杉走的品牌之路，和雅戈尔迥然不同。
杉杉集团是个和雅戈尔有着同样江湖地位的服装企业，多年以来，和雅戈尔不分上下，互争长短。雅戈尔坚定不移的以服装为主导产业，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品牌多元化方面稳中发展。杉杉则崇尚多元化经营，在男装板块则以“杉杉”品牌为依托，开始进行多元化的品牌战略。1996年，杉杉开始在上海安家，进一步向国际化靠拢。
我们依稀记得这样一句广告语：“不要太潇洒”，这句杉杉西服的广告语曾经风靡中国。然而，今天我们再说起来，似乎有着许多土气和“暴发户”的感觉。消费者在变化，杉杉也必须变化。
2001年，杉杉推出“不是我，是风”活动，再次震惊了服装业同行。热衷于改革和创新的郑永刚再次提出杉杉要走“国际化”品牌之路，为杉杉的品牌变革定下了基调。至此，以技术创新、推出并包装走向世界的中国设计师为源头的活动开始了，“不是我，是风”拉开了杉杉品牌变革的序幕。杉杉集团开始以“杉杉”品牌为依托，通过联合、收购等形式，实施国际化多品牌战略，不断丰满杉杉的品牌系列。先后推出了法涵诗男装、法涵诗女装、麦斯奇来女装、意丹奴休闲装、小杉哥童装等不同风格的品牌产品。在设计上，由推广设计文化推广升格到设计师直接服务于品牌、服务于市场这一新的发展阶段。推出王新元、张肇达武学凯等全新理念的设计师。
杉杉新的品牌理念，正是基于西服本身的文化底蕴，更多的考虑了西服等时装本身的文化特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在品牌上，走法国和意大利的服装文化路线，竭尽所能的突出高品味和品牌的高档次，在价格上定位于收入相对较高的人士。
这一系列的举动到底带来了何种影响呢？
从品牌影响的角度看，至今为止，我们听到赞美的声音多于批评的声音，然而从市场的表现看，杉杉的品牌变革留下了几个未知数。
由于杉杉贪大的品牌延伸，一举推出“法涵诗男装、法涵诗女装、麦斯奇来女装、意丹奴休闲装、小杉哥童装等不同风格的品牌产品”，战线过长。尽管杉杉的新“品牌连锁经营理念”非常诱人，但没有考虑中国男装的渠道和经销商的具体状况，因此，推广不甚理想。尤其是“杉杉”西服和衬衫，多品牌战略的实施和新政策的推出，使不少地区出现经销商震荡。以武汉为例，2001年销售出现大幅下滑，由2000年6000多万跌倒几百万。可以说，杉杉的主导品牌“杉杉”在行业竞争品牌的压力下，业绩有下滑趋势。
男装品牌的打造是个长时间的过程，杉杉过于强调传播对品牌的影响而忽略了品牌打造里重要的内功建设。在传播上，过于曲高和寡，急功近利，和消费者的沟通相距甚远。因此，杉杉集团的主导品牌在弱化。
杉杉集团毕竟是一个有着自己历史烙印的企业，难以抹去过去的品牌文化的影响。因此，品牌的变脸过于倾向于西方文化，幅度和动作过大，没有考虑好品牌文化的过渡，这一点带来的影响十分巨大。
杉杉品牌变动的成功与否，尚是未知数。
罗蒙再造，紧盯市场：
长跑界有这样一句明言：“跑在第三名的，最有可能是你最危险的对手”，这句话是说：对于长跑的领跑者，紧随其后的第二名做出任何超越的企图都是在明处的。而且，处在第二名的也是即得利益者，他未必希望以某种剧烈的方式打破现状。第三名则不同，他既有实力，对现状又不甘心，最有可能突然发力，乱中取胜。
这个道理，同样也适合企业的竞争。
2000年以前，罗蒙就是中国男装领域的第三名，它在紧盯市场，寻找机会。
2001年，杉杉实施国际化品牌战略，战线拉长，引起主导品牌杉杉的部分品牌震荡。罗蒙看准机会，大举进行渠道拓展和品牌传播，2001年底，罗蒙已经成为男装领域销售额的老二。这个一直紧紧跟在雅戈尔和杉杉后面的企业，突然发力，不可小视。
从品牌的变革上，罗蒙的变化不大，这个一直在男装领域十分低调的企业，却具备着做大的一切优势。
作为宁波派和“红帮裁缝”一派的企业，罗蒙的经营一直非常稳健。从1984年开始进入服装领域，罗蒙一步一个脚印，走的扎扎实实。罗蒙的品牌经营和雅戈尔杉杉又有不同。这里，不得不提到罗蒙的总裁盛静生。盛静生，2002年刚刚年界30的罗蒙老总，有着一种天生的儒雅风范。和他所倡导的罗蒙品牌文化一样，其人非常“内敛”和“务实”。罗蒙从请濮存昕做为形象代言人开始，就一直塑造一种很优雅的品牌文化。从罗蒙的形象代言人看罗蒙的品牌文化，难以逃离中国文化的影子，然而，罗蒙在品牌传播上却采用了不同的策略，那就是“含糊其词”的品牌策略。除了罗蒙演绎无数英雄形象的濮存昕给消费者的感觉外，罗蒙很少去宣传企业和企业家，也很少进行大规模的品牌文化宣传活动，在中国男装领域，罗蒙是一个神秘的品牌，甚至许多人把罗蒙看作外来的品牌。
2001年，杉杉的品牌变革使罗蒙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凭借厚重的底蕴和渠道基础，罗蒙开始大力度的进行市场拓展。2001－2002，罗蒙进一步扩大分销渠道，在产品、技术上进行新一轮创新，做好一切准备，并于当年成为男装销售第二名。2002年，罗蒙一改以往低调的作风，在中央台频频亮相，进行品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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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蒙这样释义自己的品牌：罗：古代的丝织物；
蒙：承上启下，罗蒙，意为中西融合，承上启下之意。对于罗蒙的品牌，根源于“红帮裁缝”，源自罗蒙这些历史背景，罗蒙没有进行大的品牌改革，完全西化和新创造一种品牌文化。在品牌内涵上，罗蒙强调一种中西合璧，尤其是对中国消费者的人文关怀。从传播上，罗蒙却有意展现严谨和品味。
紧盯市场，在做中孕育品牌文化和内涵，这就是罗蒙新的品牌战略。
温州派，迅速崛起！
与宁波的企业不同，温州的男装企业的崛起有着更加明确的品牌特点。
温州的男装企业由于缺乏“红帮裁缝”的渊源，更加倾向于“新西装”文化。进入90年代以来，“新西装”前所未有的冲击了原有的“红帮裁缝”概念。从温州的企业特征看，他们没办法借助“红帮裁缝”的底子，因此只好另辟蹊径。
报喜鸟，正装里追赶时尚的另类：不能不说，报喜鸟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正是因为西装一直以来被冠以正装，成为男士的标准职业装，因而缺乏时尚的元素。报喜鸟从一开始就不是过于强调正统和西装本身的文化底蕴。90年代中后期，休闲装的大行其道使温州西装企业面临一种新的抉择。从产品力上，温州西装在工艺上底子较薄，强调工艺无疑陷入短项。因此，温州企业的男装在款式上大做文章。从款式上看，报喜鸟追赶流行的品牌风气可见一斑。在品牌文化上，强调时代的气息和时尚，引起消费者，尤其是青年人的喜爱。报喜鸟启用香港影星任达华作为形象代言人，正是从另一方面宣扬了自己的品牌文化。任达华的人物风格和报喜鸟的风格不能没有关联，这个曾经主演过各类角色（同性恋、三级片、黑色会老大、警察等等）的多面手，反应了一种多重的文化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任达华在年轻的心目中也具备一种“义气、勇敢”的成份，具有时尚和流行的一面。因此，报喜鸟成为许多年轻人喜欢的品牌。
2001－2002，报喜鸟加大了品牌宣传的力度，从品牌文化的实施上看，报喜鸟所走的是一种市场化的差异化策略，品牌文化的差异使报喜鸟获得了市场的回报。
法派，洋派最足的男装：从外在的品牌形象看，法派无疑是品牌形象表现最好的男装之一。法派的品牌文化，从诞生起就完全走着洋味。法派的品牌故事，诞生于世界顶级男装的源地意大利和法国。无论从品牌渊源还是品牌故事和工艺设计，法派完全走的是意大利的风格。
让我们看看法派的品牌释义：融汇了国际性的产品才有未来的吸引力。中文名：“法派”，法，意为效法，吸收、融汇国际众长之意。派，意为自成体系，塑造自己的产品个性、品牌个性之意。
法派的理念：法派宗旨：融汇东西文化，共创世纪经典；
法派精神：永远拼第一；
法派方针：人如品牌，品牌如人；
法派目标：缔造世界名牌服饰帝国。
从上述的品牌理念和品牌释义看，法派似乎也在强调一种中西融合的文化，然而，这种融合在传播中则明显以“西”为主。
法派服饰的三大主题：情感主题：法派情人着装主题：三士传说、名士、绅士、逸士公益主题：绿色环保。这些品牌特征，既有着温州男装企业强调时尚的一面，又透漏着另一种品牌文化。那就是法派，虽然来自于效仿，但已经得到了西方男装的品牌真传。
如果我们看一看香港影帝梁家辉和玉女张柏芝演绎的法派情人版广告，摇曳的灯光和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港口，充满历史气息和品牌渊源的情结。这些品牌故事的制造和演绎，给法派一个诞生的由头。可以说，法派的形象代言人的选择正是进行了一种品味和时尚的结合。梁家辉，这个第一次拍电影就获得影帝的香港影帝，历来以坚强的男子汉、硬朗的英雄等形象出现。张柏芝，这个红遍中国的玉女，其形象得到无数少男少女的追捧。这种组合，正是一种互补和调整，更加突出了法派的品牌文化。
法派的品牌文化的打造从生产、设计工艺上，企业均进行了支撑。例如：成立了意大利佛罗伦萨法派服饰有限公司、佛罗伦萨法派服饰研究设计中心、法派服侍设计研究所，真正从企业的源头进行了证言式的铺垫。
法派从一开始就要凭空打造一个高定位的品牌，其品牌之路还未可预测。但可以预见，以目前法派的价格定位来看，其产品的品牌溢价能力是否真正符合消费者的心理定位还是一个未知数。要知道，法派毕竟还是一个中国本土品牌（尽管法派的概念包装十分到位，但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法派毕竟有着简短的企业历史，尚未形成真正有价值的品牌文化。
因此，这个洋派最足的品牌发展如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庄吉，庄重一身，吉祥一生：
庄吉西服从一开始就要带入一种差异化的文化，把福气和吉祥带入企业的品牌当中。庄重、吉祥，这就是庄吉的品牌释义。
市场和企业策略上，2000年，技术打造和产品力的打造，为品牌打造作好准备。庄吉聘请国际着名设计大师、正装休闲化的缔造者、意大利纺织服装工业委员会委员毛里齐奥?巴达萨里先生担任“judger庄吉”首席设计师；
同时聘请意大利着名工艺师尼克罗?伯格拉里先生为技术顾问，并率先在意大利米兰设立了“庄吉服装设计工作室”；
2001年，台湾着名歌星周华健出任“judger庄吉”品牌形象代言人，其《朋友》版广告大频度播放。同时，庄吉大举进行渠道拓展，并进行公益性公关活动，配合整体的品牌宣传。2002年，庄吉已经拓展到终端店300多家。
携手周华健，庄吉有自己的考虑。周华健一贯以休闲装的形象出现，代言正装的形象代言人似乎有所不妥。然而，庄吉所演绎的品牌文化正是和温州派如出一辙，在庄重里流露休闲和时尚，这就是庄吉的品牌定位。周华健一贯以“好男人”形象深入人心，庄吉希望通过周华健健康、时尚的外形塑造一种“好男人”的品牌文化。“庄重、经典、休闲、时尚”，把这种矛盾的定位融合到一起，这种差异化策略，也体现了温州派大胆的品牌发展思路。
携手周华健，进行品牌新的演绎，庄吉的市场表现是成功的。
温州派，势头强劲！
除此之外，2002年，夏蒙邀请国际巨星007布鲁斯南和中国着名影星巩俐作为产品代言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包括布森、美特斯邦威在内的诸多休闲装企业的大幅度品牌动作，为中国男装带来了新一轮活力。
和宁波派不同，温州派崇尚时尚和追赶流行，大胆进行品牌定位，的确成为2001－2002中国男装的亮点。
温州派，正在雄起！
四、七匹狼，一个男装另类
2002年世界杯，随着齐秦的一声“我喜欢狼 be strong”，“七匹狼”的品牌理念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七匹狼品牌，似乎有着更多的特别之处。
中国男装品牌，在主导品牌的行业内进行品牌延伸的企业较多，但能够在不同领域进行多元化的品牌并不多见，恐怕，七匹狼是行业多元化品牌延伸的典范。从90年七匹狼第一代产品--双色高级茄克问世，至今为止，七匹狼已经成功的涉足烟、酒、茶、房地产、鞋、皮具等多领域。在“倡导男士族群新文化”文化主题下，七匹狼实施了 “统一品牌下的多元化经营”整合品牌战略；
并以七匹狼、与狼共舞、马克·华菲为主体的中高端市场，集结成雁阵式品牌家族雏形初具，形成以服装为主导产业，产业多元化、品牌多元化并轨发展的全新思路。七匹狼品牌的最初定位是30—45岁之间处于奋斗之中的男士，将狼的刚强与奋斗中男人的性格特征紧紧结合在一起，借助台湾的电影《七匹狼》和那首着名主题曲，七匹狼的品牌之路开始了。随着企业的迅速发展，单一的品牌已成了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经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后，企业把目标放在20—25岁的年轻人身上。然而，“七匹狼”这一品牌的内涵已难以适应年轻人好动、充满活力的性格特征，此时，副品牌的诞生就再所难免。因此，他们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与狼共舞”，品牌名称的时尚与服装设计的新颖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此后，七匹狼企业又乘胜追击，创立了另一个品牌“马克·华菲”，定位于白领一族。多品牌运作的成功，使七匹狼成为中国男装领域的佼佼者。
多元化的延伸固然使品牌力的到了张扬，然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主导产业的品牌优势已经日益减弱，这样，不仅会影响主导产业的销售，也会影响其他行业的品牌延伸。2000年，尽管七匹狼价格衫在中国休闲装领域牢牢占据市场的第一位，但已经逐渐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因此，2001－2002，“七匹狼”品牌的再次大举强化，为销售带来强劲的动力。2001年3月30日，“2001／2002秋冬中国流行趋势”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福建七匹狼集团代表中国设计师协会在众人瞩目下举办了都市休闲装“世纪本色”七匹狼休闲装专题发布会。同年，七匹狼成功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进入上市辅导期；
2002年2月21、22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期间，七匹狼休闲服饰被外交部作为国宾礼品赠送布什。3月25日春光明媚的北京，曾经以一首歌曲《狼》震撼了世人的齐秦，正式出任七匹狼形象代言人。同年，七匹狼被正式评为“中国驰名商标”称号。2001年开始，七匹狼一面在宣传力度上加强，另一方面开始进行终端的加强和渠道拓展，为2002年的强势宣传打下了基础。
2002年世界杯期间，在sohu网上醒目位置出现了“七匹狼”世界杯广告，在《足球》报与央视黄金段也开始看到“七匹狼”的故事。七匹狼的两个主打广告片《狼弛原野》篇与《火焰》分别针对不同的定位进行诉求。“与狼共舞，尽显英雄本色”，“奋斗无止境”两句广告语虽然共生于七匹狼的品牌文化，但两种诉求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品牌文化却有所侧重。
2001－2002，七匹狼的品牌再造，直接影响了其在中国男装领域的格局。七匹狼的品牌延伸的成功，也证明了一种品牌文化可以共用的道理。
七匹狼，2001－2002，中国男装领域内：尽显英雄本色！
二线品牌的强企之梦：
至今为止，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屹立于世界服装舞台的强势品牌，即使是雅戈尔、杉杉、罗蒙这些今天仍旧在市场上表现强劲的品牌，他们的明天，我们又如何预测？一线的品牌要做大，二线的品牌要做强。
诸如：培罗成、洛兹、虎豹、新郎等男装品牌，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足迹，进行着强企之梦。他们今天和一线品牌相比，并没有巨大的差距。仍然有可能进入第一阵营。
结束语：
还是那句老话：品牌对于男装犹如生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品牌致胜已经成了男装竞争的不二法则。
但愿中国男装的品牌战略实施成功，企业做大做强。
第二篇: 中国大变局观后感
中国应对大变局的根本之策
2018年， 弹指一间，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那么什么是世界大变局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今年四月份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这一事件深刻地了解到世界大变局的含义。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蓬勃兴起，而西方发达国家内外治理困局的综合效应进一步显现，国际权力扩散和再分配进程提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塑造力的资源、领域、手段、平台进一步增多，我觉得，世界大变局其实就是以中印两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的格局和面貌。国际权力不再是少数西方国家你输我赢的“换手”，百年来国际主导权“西方化”的历史惯性有望发生改变，必须注意的是新旧力量的对比虽然已经发生变化，但是，目前依然处于过渡期。旧力量不会轻易接受这种变化，新力量也还没有超越旧力量。
大变局，它不像自然灾害，在遭受冲击之后还有恢复的余地；
他改变的是全球的战略环境，局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说，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是共赢还是零和？对这些问题，各方都应该认真思索。在此过程当中，大国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将会牵动世界的未来发展，也攸关人类的前途命运。
放眼世界，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不是旁观者，而是建构者。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大变局呢？
大变局的规律，是长期渐进式的。因此我们应该做到不慌不乱，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谋求发展，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互利合作造福世界各国。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对世界敞开怀抱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拥抱新的发展机遇。开放、包容的中国，不仅深入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享受市场、技术、资本的红利，也通过开放激发内生动力、完善体制机制，获得了跨越式发展的加速度。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处在比较靠后的位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还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瞄准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在这个变局中主旋律必然是要和平求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关系。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认定中国是主要竞争者，发动了贸易战，提出了中国威胁论。最近，又有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塞特标书，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行为不端”，并称要考虑是否把中国开除wto。中国加入wto后，一直在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何来行为不端之说？
我认为，美国的这些行为都是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中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内涵丰富、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双方“存异”是势所必然。只要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追求，不同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存在，就必然有差别、有矛盾、有斗争，因此，中美之间不可人为地夸大分歧。美国为了确保其世界霸主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强力对待中国和以强力处理国际问题仍会时有发生，必然会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抵制。但是，中美两国在处理双边或国际问题时应力避冲突。新时期需要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两国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它要求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以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机遇，共迎挑战。双方要增进对话、互信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九游会ag的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除此之外，以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
对于朝鲜核问题，中国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方，要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积极推动南海局势降温趋缓等，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
处于大变局中的青少年，应该不骄不躁，以正确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一定要通过学习树立对五千多年文明的自豪感，树立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豪感。
对于国际格局变化来说，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变局常常会带来变数，稳重求进，常怀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机中见危，化危为机，始终掌握应对变局的主动权。
第三篇: 中国大变局观后感
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经历的大事可谓多矣，仅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两次，接下来还有冷战、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创新。
然而更为深刻的变化，恰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则是“我（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人类所处时代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如此重大判断，揭示出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沧海桑田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要超过前一世纪人类经历的天翻地覆。
此判断在2018年6月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热烈的讨论。本文试图从下述八个维度阐述一下对百年变局的理解。
【一】 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
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只有200美元，2018年则接近1万美元。
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发展之迅速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预期。2005年中国的ｇｄｐ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日本的1／2，2010年中国的ｇｄｐ开始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22年可能是三个日本的量。
四十年前中国ｇｄｐ约为美国的2／30，到了2018年则变为2／3。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恐怕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基础。
在中国学术界， 部分学者对2／3情有独钟，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ｇｄｐ之比达到了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随之发生深刻且朝向冲突对抗的变化。
在二战以来的七十多年间，中国不是第一个达到世界超强国美国ｇｄｐ的2／3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的ｇｄｐ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然而， 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3的时候，美国对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尽管手段各不相同、实施强度各异，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今非昔比，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为美国的1／14。这或许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大致不会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
正是这类全新问题诱使《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接连发表多篇相关论文。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廉价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政策比起来，技术进步还被学术界认定为导致各国内部收入差距加大或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按理说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提高，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21世纪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滑，这与庞大的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现象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生产率之谜”，并无疑将对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飞速变化正在开始改变战争的形式与性质。据《经济学家》报道，随着数字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大量使用，与实体战线并行的数字战线被开辟出来，“致命自主武器”（ｌａｗｓ）的研发与大规模部署，不仅将彻底改变军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而且还会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智能战士是否是杀人凶手？
与此同时，所谓“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热衷讨论的概念，其含义是在实施侵略或胁迫的同时不引致事态升级和规避严重报复，换句话说难以确定真正的责任方，比如网络攻击或宣传颠覆等。
颇值得深思的是，世界快速网络化使国家间权力结构深受影响。
网络世界在推动分散化或分权化的同时，又让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拥有巨大的网络权力，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全景监控（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ｓ）和阻断（ｓｔｒｏｋｅｐｏｉｎｔｓ）优势之上。这种优势不仅具有自我强化性质，而且有可能被网络霸主当作武器加以使用。
【三】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
正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在欧洲，人们看到了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
在拉美，人们目睹了巴西版的“特朗普主义者”上台执政。有识之士均对此忧心忡忡。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的撕裂。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在面对海量讯息时无所适从且关注度下降，即出现了所谓的“充裕性悖论”（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ｐｌｅｎｔｙ）。鉴于人们往往更愿意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讯息这一天性，各媒体之间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讯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
法国的“黄马甲”群众运动便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和相互误解的自然结果。“不希望特朗普总统受到弹劾而更愿看到他进监狱”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这番话，足见美国社会极化之严重。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革命所导致的劳动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自然后果，也将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传播的动力源。在现存全球体系趋于瓦解和替代体系创立之间的过渡期内，是否会出现长时间的空白期，亦取决于这一动力源的强弱。
人类经历过两次网络兴起或革命，一次是15世纪40年代古滕贝格发明活字印刷后思想在欧洲迅速传播，另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互联性。在《广场与塔》一书中尼尔•弗格森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当选、伊斯兰国兴起和2008年金融危机，与法国和美国大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类似，都发生在网络处于上升时期，联成网的世界将陷入无政府动乱状态。
【四】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还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在非洲、中东、印度等地，人们看到的都是人口爆炸，其中一些国家25岁以下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0％～50％。这种高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很自然地带来了极高的青年失业率，进而对社会稳定和资源需求产生巨大压力。
与人口年龄结构两极化相比，人口的族群或种族结构变化可能对一国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发布欧洲穆斯林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从2010年的1950万上升至2580万，占欧洲总人口4．9％，到2050年在中等移民增长情境下占比将达到11．2％，在高移民增长情境下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9．7％。
今天美国的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不再是欧洲裔美国人，2024年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将为非白人。特朗普总统上任不久即颁布“限穆令”并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到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口族群结构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于族群认同的强化。据《民族与民族主义》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或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或功能之一，在于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而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方向何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而“他们”就是“非我族类”（ｎｏｔ ｕｓ）者，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那些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少数族群团体，通常都会拒绝其他群体的示好或容忍，因为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有时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族群认同或族群对立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极端情形，便是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关注的议题。
【五】二战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是过去几年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美国产出按汇率计算仅占世界22％，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仅为15％，但美元在全球计价、结算、储备、流动性和融资中所占比率均超过50％。在题为《特朗普政策将颠覆美元地位》的文章中，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美国从美元霸权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包括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来的巨额铸币税、汇率风险规避、低货币金融交易成本、大宗商品定价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元化程度高的国家的政策影响力以及可方便地向世界各国出售银行服务等。
如果说欧元的创立和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而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开启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漫长进程，那么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美国财政赤字加大、美国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ｓｗｉｆｔ结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监控并且滥施制裁，则增强了许多重要经济体摆脱对美元持续依赖的决心。2018年土耳其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伊朗已经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计价预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代之以欧元。俄罗斯在意识到美元已经成为一种有风险的结算工具后，也开始逐步在能源资源贸易中加大使用本币或欧元甚至人民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额稳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ｃｉｐｓ）二期全面运行。
金砖首脑会议几乎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便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果世人看到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发展银行的创立，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金砖加密货币。英法德联合建立与伊朗维持贸易往来的“变通”支付机制或欧洲版结算体系，即“贸易交换支持工具”（ｉｎｓｔｅｘ），以规避美国对欧洲公司的制裁，更是意味深长。对此，2018年底高盛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大臣吉姆•奥尼尔在题为《特朗普有选择的经济战》一文中警告说：在某个时刻，美元作为全球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其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作为美国霸权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增长，还会影响诸如加密数字货币（ｌｉｂｒａ）等由巨型科技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的未来命运。
第四篇: 中国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观后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13”，是历史发展5261得出的结论，符合马克思主义4102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1653认识。从20世纪初起的最近一百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局之一，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化时期。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领导人民积极投身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火热实践，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就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中华民族从近代的沉沦走向复兴，真正起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屈指算来，正好百年。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思想文化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
除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传入的西方文化外，新文化运动后期又传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
经过几代人持之不懈的努力，到了今天，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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